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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雅诗兰黛选择了因为《亲爱的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男星代言化妆品”和美剧《致命女人》。

  近日,关于男明星代言化妆品的话题引起热议,而这早已不是第一次大众对男性“僭越”女性领域而议论纷纷。

  当各大化妆品牌不约而同地开始找男性明星——通常是小鲜肉——做代言人,这是否体现了女性消费者在购买力提高后开始“消费男色”,抑或它实则是另一个父权社会的圈套?如果说,代言化妆品的男明星往往并不会亲自使用这些化妆品,只是扮演了女性消费者的引导者和裁判者的角色,那么,那些真正示范使用化妆品的“男美妆博主”,是否更进一步地打破了大家的性别刻板印象呢?当性别话语、网红模式、粉丝文化等叙事不断参与到我们对男性与化妆关系的想象与评判当中,它也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只要稍作留意就会发现,那些代言化妆品的明星的性别正在悄然发生转变。如今,化妆品似乎更青睐找男明星代言,从膜法世家到兰蔻、迪奥,走进屈臣氏或是打开微博,都能看到王一博、朱一龙、刘昊然、华晨宇、邓伦等当红男明星代言化妆品的广告。《每日经济新闻》9月21日发文指出,在2018年有超过18个美妆品牌启用男明星代言后,截至目前,今年已有24个美妆品牌签约男明星代言,且代言人呈现年轻化趋势——其中超过一半男性是95后,甚至不乏00后的代言人。

  图片来源:微信公号“化妆品报”男明星代言化妆品的现象,离不开背后强大的粉丝驱动力。今年雅诗兰黛选择了因为《亲爱的,热爱的》而爆红的李现担任品牌亚太区护肤及彩妆代言人,该消息在雅诗兰黛新浪微博官微发出后,转发量突破43万,评论3.4万,点赞20万,众多李现的迷妹都表示“先买为敬”。

  《每日经济新闻》指出,男明星代言化妆品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流行,一是因为男明星拍摄的广告具有反差性更吸引人的目光,二是因为男明星的粉丝大多由女粉丝构成。“今年5月天猫联合阿里数据对外发布的《明星带货力排行榜》显示,2018年在天猫搜索“明星同款”的人次接近1亿,‘女友粉’在天猫成为最舍得花钱的追星族,男明星的带货力相比前一年有显著提升。”

  事实上,男明星代言化妆品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事情。《新京报书评周刊》在9月26日的文章《化妆品纷纷找男明星代言,女性被“解放”出来了吗?》中提到了1990年代日本著名男明星木村拓哉给嘉娜宝口红做广告的例子,木村拓哉与情人互涂口红的片段传递了一种恰到好处的情欲气息,最终该品牌口红在两个月内销售了300万支,比预期销售量高出三倍。时尚设计师Tom Ford也曾在2014年推出了“Lips & Boys”口红系列并以50个男人的名字来命名50种颜色,“该产品成为这个品牌最热销的系列,一推出就很快售罄。这个广告告诉我们,女性将不再成为一种被动的等待着被男性选择的美丽物件,女性完全可以通过消费男性获得一种满足。”

  1990年代日本著名男明星木村拓哉给嘉娜宝口红做广告然而女性真的在“消费男性”,男性真的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了吗?新时代的“饭圈女孩”购买彩妆服从的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消费社会的逻辑”,“她们通过购买自己偶像代言的产品向资本方证明偶像的‘吸金’能力和粉丝的购买力。当然,同时也通过曲折的方式获得一种与偶像接近的幻觉。”而随着女性消费者能力的逐渐提高,“女性的消费心理就可能从‘我想要变成她(性感美丽的广告女郎)’转变成‘我想要得到他’(代言彩妆的男偶像)”,商家也希望能通过展现男明星温柔体贴特质来“讨好”女性。

  但这并不代表女性从“被看”的欲望客体变成消费男明星的欲望主体,也不代表女性的地位真正得到了提高。大部分女性购买彩妆的行为本身仍然会掉入父权社会的圈套——男明星可以代言任何东西,但为什么纷纷选择化妆品呢?这些化妆品都是给谁使用的,并起到了怎样的功能呢?

  看理想在今年年初发的《“鲜肉”代言化妆品的时代:中国女性开始消费男色了吗?》指出男性代言化妆品与宣扬女性独立、不要在意他人看法的广告是这个时代的一体两面。在OLAY、SK-2等鼓励女性不要介意年龄、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让女明星素颜出镜的广告中,消费者看不到“具体商品的卖点”,实际上,这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营销模式,也就是尝试从“售卖商品”转变为“售卖观念”。在男性代言化妆品的广告中,男明星也仍然是以“完美男友”的形象出现,对女性的选择进行指引,“他们对于化妆品的处理,从来都不是亲身使用它,而是模拟着各种各样的亲密接触。”在鲜肉广告“女性消费男色”的表层意义下,男性在广告中呈现出的角色并非是被消费、被凝视、被物化的对象,而更像是“裁判”或“教练”——“让女性喜欢的男明星告诉你,涂这样的口红,用这样的眼霜,就能成为我的理想型。”所以,当男明星在女性化妆品领域发表言论时,女性不再是在“消费男色”,而充满着一种“被选中”的意味。

  侯虹斌则认为,男明星纷纷代言化妆品是对女明星资源的挤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她在《男明星们纷纷代言化妆品了,女明星们呢?》指出,“消费者对女星的要求更苛刻一些”。侯虹斌以杨幂和Angelababy为例:2017年带货能力排名第一的杨幂或者由于婚姻变故,由第1名直接跌出了前5;普遍被认为时尚资源很好的Angelababy,也因为忙于生孩子,跌出了前10。

  “界面新闻”也在一则报道中指出,当男明星代言化妆品牌时,品牌方给男明星安上了各种头衔,品牌体验官、彩妆形象大使、品牌大使、大中华区代言人、品牌挚友……该报道注意到,“同一品牌旗下,代言男星的头衔比女星高的情形屡见不鲜,譬如刘昊然是科颜氏品牌代言人,而沈月是品牌青春大使。”

  值得关注的是,在男明星代言女性化妆品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男美妆博主”出现。诸如Benny董子初、陈莴苣、莲龙青、海男、李佳琦等都拥有大量粉丝。他们会在直播中亲自对各类化妆、护肤品进行测评和示范,他们不仅吸引了大量女性粉丝,也让部分男性开始关注自己的外貌、获取护肤常识。“ONE文艺生活”在《我和5个男美妆博主聊了聊,输了输了》一文中采访了大马马马克、李奇潭、李铭泽、李佳琦等博主。李奇潭表示,虽然美妆博主的身份会遭到同学的嘲讽,但也有“一个五大三粗的男生悄悄询问自己如何祛痘”。拥有3000多支口红的李佳琦更是表示自己具有大量的男性粉丝,“尤其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精英男士都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貌,会注意皮肤,甚至出门上班时画一个眉毛或者去纹眉毛。”于此同时,他不仅自己化妆,也会要求自己的员工化妆,“老板都不喜欢自己的员工邋里邋遢,都希望他们是好看的,有精神有干劲的,不论男女。”

  即便如此,这并不代表男性化妆已经打破了大家的性别刻板印象,“真实故事计划”曾在《当中国男人开始化妆》一文中采访了一系列化妆的男性,其中很多人表示自己曾因化妆遭遇到“不男不女”的评价,或者被直接认定是同性恋。

  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性别话语、网红模式、粉丝文化等叙事不断参与了我们对男性与化妆关系的想象与评判,而它也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在欧美国家,著名男性美妆博主James Charles将自己的脸当作画布,画上银河或者风景画;Manny Gutierrez一边留着络腮胡一边驾驭风格迥异,堪称“整容级别”的化妆术;跨性别的Jeffree Star凭借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人生背景吸粉无数……这些案例似乎已经跳出了上述的批评框架。

  就像“新京报书评周刊”的文章中提到的——要知道在古埃及,男性化妆是为了向荷鲁斯神致敬并抵挡疾病的入侵呢。

  近年来,女性题材的影视剧不断涌现。《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大小谎言》《伦敦生活》《坡道上的家》……每一部剧集的出现都会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并引发与性别议题有关的探讨。近日,又有一部影视剧受到了网友热议,美剧《致命女人》在豆瓣上获得了一周全球口碑剧集榜的第二名,其导演大卫·格罗斯曼之前还执导过知名美剧《绝望主妇》。

  在“时代变了,谈恋爱哪有杀老公好看”的调侃下,《致命女人》的故事横跨了三个年代:1960年代的家庭主妇、1980年代的社交名媛、2019年的女律师先后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剧集至今已播出10集中的7集,最大的悬念依旧没有揭开——我们还不能确定每一个故事中的死者分别是谁,但依照剧情走向,我们可以推测有女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杀了人。在《致命女人》中,女性的杀人动机是反抗或复仇吗?即使剧集囊括了同性恋、异性恋以及多边性关系,是否就具有先锋性?相较于其它女性题材的影视剧有无突出之处,它有没有为性别议题提供可具参考性的样本?

  1960年代的家庭主妇、1980年代的社交名媛、2019年的女律师先后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如果说“女性与谋杀”是贯穿该剧的主要线索,那么,正如剧集英文名所提出的,女性为什么要杀人(Why Woman Kill)?《致命女人》会通过女性“杀夫”揭露爱情/婚姻神话的破灭以及女性在家庭内部所受的压抑与挣扎吗?

  《南都周刊》指出《致命女人》之所以能吸引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以较为极端、血腥的形式揭露了婚姻与家庭生活内部最为尖锐与深刻的矛盾,并由此展现不同时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探讨。1960年代的贝丝·安就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不断迎合丈夫并放弃自己的喜好,但即使这样,仍旧阻拦不了丈夫对自己的不忠;1980年代的萨蒙妮虽然拥有奢华的生活,却发现与之生活了10年的丈夫是同性恋;2019年的泰勒虽然是拥有“开放式婚姻”的双性恋,但是当她把情人带回家并试图探索多边生活关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面临丈夫和情人的背叛,而她原有的生活正在逐渐崩裂……

  如果婚姻不再具有神圣性,不能保证爱情的持久性,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爱”呢?作者指出,被冠以神圣之名的爱,它其实也是变幻无常的,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就曾提出过“爱情三元理论”,用理性的视角分析了爱这件事。根据斯腾伯格的理论,爱情由亲密、激情、承诺三个成分组成,它们可以看作是爱情三角形的三边,每个成分的程度不同,所形成的三角形状和大小就有所不同。

  从剧情中我们可以看到,贝丝最初是为了劝退丈夫的情人而去接触她,但是却意外地收获了友情,甚至可以为了这个“朋友”放弃和丈夫的约会,甚至因为“情敌”的鼓励而重新拾起放弃多年的钢琴;莎莫妮尽管遭遇了丈夫的背叛,但她也主动给丈夫与其男伴制造相处的机会;泰勒在与丈夫相处的过程中甚至还一度是关系的主导者……因此,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具体处境中,常常也会超出简单的压迫与对抗模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由此可见,虽然这部剧还尚未表明女人到底因为什么杀了人,但它并非单纯的“反压迫的故事”。

  贝丝·安的“女性主义”线索比较清晰那么,女性如果不是为了反抗/报复男性压迫而杀人,还可能为了什么?北青艺评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已经暗藏偏见地将男人划为女人生活的圆心”。

  在三个故事中,相对而言,贝丝·安的“女性主义”线索比较清晰,因为“她的抗争与觉醒都显得更加‘合情合理’”,“当她改变自己迎合丈夫、努力修复关系只换来又一次的谎言,丈夫对她的开心无动于衷:不影响给我做可口的晚餐,随你干什么。她终于觉醒:并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但我们似乎很难用单纯的性别视角去分析莎莫妮和泰勒,甚至显得有些“‘肤浅’和肥皂剧味”。但或许,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女性从单纯的受害者层面松绑。

  作者将这部剧集与百老汇音乐剧《芝加哥》相联系,在《芝加哥》的故事中,六名女性囚犯因为杀掉了自己的丈夫或情人而获罪,而其背后的原因各不相同:丈夫与妹妹偷情、情夫想要与自己分手,甚至是丈夫嚼口香糖太大声……《致命女人》所欲呈现的也不是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父权社会下的牺牲品,更主要的是,它呈现了女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具有的欲望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种种弱点,“她们跟男人一样,有爱、有性、有欲,有自私、有痛苦、有罪愆,也有可堪同情之处。”她们出于人性与欲望所做出的选择,能否会被正视呢?或许,当我们摆脱了男女有别的性别的道德准则,女人作为整体而复杂的人,她的欲望才能够真正被接受、认同与讨论。

  可惜的是,《致命女人》在花了大量篇幅处理女性在家庭内部的遭遇与感受的时候也走进了一个怪圈:从表面上看,从1963到1984再到2019年,好像“时代虽然在变化,但人们对于感情的追求、对于亲密契约的渴望,并不会发生从有到无的质变。”虽然女性的魅力与衡量价值被更多样地发掘,然而她们要面对的同一问题还是情爱与出轨。这或许也是2019年尝试“开放式婚姻”的泰勒的故事的意义所在,它虽然不够完美,但也或多或少地探讨了开放式婚姻以及多边性关系。

  “除了追问why women kill,还需我们更深地去感同身受,去反思婚姻制度,或许,这正是不够出彩的2019年的故事被填上去的意义所在,或许,‘只有那时你才能明白她做出的选择’。”

  它虽然不够完美,但也或多或少地探讨了开放式婚姻以及多边性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东方面孔也是《致命女人》的另一个亮点,华裔女星刘玉玲担纲主演并参与导演工作,为该剧制造了极强的话题性,而她本人的成长经历与演艺事业也或多或少反应了刘玉玲对性别偏见与西方凝视的抵抗,折射了亚裔女性演员在西方的接受史。

  《南风窗》在《刘玉玲:独闯美国的“致命女人”》写到,“我们能在刘玉玲饰演的萨蒙妮身上看到她自己的影子。比如在该剧的第五集中,萨蒙妮告诉情人汤米自己童年在洗衣店度过的片段可以说是刘玉玲自身生活的复制。初到美国的时候,“一家五口挤在纽约皇后区的一间狭窄公寓里,生活曾经困窘到需要父亲卖手表度日”,这样的经历和身份认同的迷惑曾让刘玉玲感到挣扎,她甚至一度非常抗拒中文。但随后,刘玉玲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星探相中拍摄文具广告,并在此后抓住了一切自己能胜任的角色,尽管她在出演《甜心俏佳人》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戏份较少的配角,但她并不希望自己“总是站在背景里”,所幸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其后拍摄了《霹雳娇娃》《杀死比尔》《基本演绎法》等热播美剧,并在2019年好莱坞星光大道获得星形奖章,成为历史上第二位在该地留名的亚裔女性(另一位是默片时代的影星黄柳霜),“从早年跟随父母赴美的台湾移民到如今的风头无两,51岁的刘玉玲所经历的故事比她所饰演的角色更为精彩。她的真实生活才真正诠释了‘致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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